整体工程建设

体悟一词中的体本身也包括前面所讲的实践,即身体力行。

韩愈、李翺《论语笔解》进一步解说：韩曰：‘天命深微至赜，非原始要终一端而已。这五种境界正对应着孔子曾把人格分为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五个阶段。

仲尼……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先儒失其传，惟孟轲得仲尼之藴，故尽心章云：尽其心所以知性，修性所以知天。《左传·庄公三十二年》：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

天本无言，而云有所命者，假之言也。不惑者,大明终始,烛照如日而不眩。而西北史地之学和重修蒙元史不仅超越了传统中国，也不得不与域外资料发生接触，历史学的视野便逐渐扩大。

只是他主持编撰，用来显示六合同风的统同志即《大元大一统志》，虽然于1294年最终编成755卷，此后1303年又增加至1300卷，但是，这部大书在明代却逐渐散逸，现在仅存数十卷，只有一篇《大一统志序》，还保留在许有壬《至正集》卷三五。在中国历史学家看来，中国之外仍然是环绕中央王朝的蛮夷，尽管蒙元时代的官方非常聪明地把契丹、女真和汉族的三个政权给予平等地位，分别书写各自历史。19、20世纪之间，经历了二千年未有之巨变的中国，不得不真的睁开眼睛，重新认识面前这个世界。在漫长的传统时代，中国对于世界的历史叙述大致如此，虽然这种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基本格局，两千年中都没有根本改变，但是，随着传统中国的对外交流、国际处境变化与帝国疆域的移动，传统史学也曾有过三次虽然可能、却终未实现的改变契机。

因此，佛教的冲击，并没有改变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历史学传统。1904年，张百熙、张之洞等人在影响深远的《奏定学堂章程》中指出，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生勤习洋文，而大学堂经学、理学、中国文学、史学各科，尤必深通洋文，而后其用乃为最大，并具体规定大学堂在中国历史之外必须讲授万国史、中学堂讲授欧洲和美洲史。

扎马鲁丁在第二年（1286）主持编纂会同志（《至元大一统志》）时，曾经向皇帝报告我们的帝国很大，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到太阳落山的地方。就像丸山真男所说的，历史意识的古层始终会影响历史的展开，执拗持续的低音始终会修饰甚至修正思想的主旋律。一个主持其事的回回学者叫作扎马鲁丁，曾经上书要求把边远国土的史料和地图都集中到大都，并且集中了蛮子汉儿秀才来编撰。其次，随着帝国边疆出现的种种危机，道光、咸丰两朝之后，一些学者改变了过去的书斋习惯，正如顾颉刚所说往日以千里为远行，知识范围不越中原。

正是在这种中国的大变局之中，不仅中国被迫进入世界，世界历史也顺势进入中国，中国的历史学者不得不开始被迫关注全球/世界。所以，这一类有关世界的历史著作在晚清中国成为热门图书，其中，像广学会出版的，原本并不出色的历史书《泰西新史揽要》，就曾风靡一时，1895年初版卖了两万本，1998年第三版在两周内卖了四千本，它不仅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等近代中国的重要学者，也影响到李鸿章、张之洞等近代中国的重要政治家。第三篇是《国语·周语上》，据它说周代的天下已经分为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各种不同区域对天子有祭祀和进贡的责任。特别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失利后签订《南京条约》，咸丰八年（1858）被迫与英法联军订立《天津条约》，同一年黑龙江以北广大地区由于《瑷珲条约》割让给沙俄，两年之后（1860）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签订《北京条约》，又与俄国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乌苏里、图们江以东地区。

宋朝负责贸易管理的市舶司官员，留下一些有关域外的文献。这使得宋代逐渐形成一种常识，也就是像宇宙有阴有阳一样，天下也同样有中有外。

而真正可以算得上具有全球/世界认识的历史学著作，则出现在清代的道光、咸丰、同治（1821-1874）之后。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曾有过三次虽然可能却终未实现的改变契机，但是一直到19世纪中叶西潮东渐之后，这一观念才出现根本动摇，新的世界观念终于成为常识并进入教科书，取代了传统的世界观念。

至元二十二年（1285），也就是蒙元忽必烈平定南宋之后不久，就把各个文职部门合并成秘书监，准备修撰帝国一统志和世界地图，所以，要大集万方图志，以表皇元疆理，至大无外，这个至大无外的一统，既包含汉族中国，也包括了蒙古征服的万方。在司马迁的《史记》中，除了我者即汉帝国之外，周边的他者当然有北方即最强大的匈奴，以及东方和南方，如朝鲜、南越、东越、西南夷（甚至身毒即印度），同时也特别通过《大宛列传》记载了西方（即现在的中亚、西亚）诸国，这个世界已经大致包括了现在的亚洲大部。对于中国世界知识的最重要的冲击来自佛教。原因很简单，那个时代西潮东渐，中国在坚船利炮面前被迫打开国门，不得不了解世界的政治、历史、地理。因此，这种紧张的局势，使得原来只关注汉族中国核心地区的历史学家，开始关注更大范围的周边世界。现在，尽管这个总地图早已不存，但是，包含了整个非洲、阿拉伯、欧洲部分以及几乎整个亚洲的地图，我们还可以从朝鲜人绘制、保存在日本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看到它的影响。

摘要：中国传统史学中有关世界的认识变化非常值得注意。而这种全球知识却可能是由横跨欧亚的蒙古人和从波斯等地外来的回回人带来的。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在1901年，梁启超作《中国史叙论》，一开始讨论中国史之范围的时候，就已经涉及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位置，又提出所谓中国之中国（上世史）、亚洲之中国（中世史）和世界之中国（近世史）的中国历史三段论。

这三篇文献半是传闻，半是想象，但它们都表现了古代中国自居中央的天下观念，按照古人的说法，因为四裔不够文明，都仰慕中国，所以要来中国朝贡。大清王朝在追溯族群与历史渊源的时候，也开始重新重视蒙元历史，重修元史成为热点，比如魏源《元史新编》、李文田《元秘史注》、洪钧《元史译文证补》等等。

由于佛教来自中国之外，因此，它给中国带来相当丰富的异域知识，也给中国带来世界观的巨大冲击。应当说，当有关世界的历史知识成了常识和教材的时候，中国史学才开始初步形成有关历史的世界认识。不过，在蒙古人横扫欧亚的蒙元时代，确实出现过具有全球意识，并且试图全面叙述世界历史和地理的可能。由于汉王朝与匈奴争夺西域控制权的对抗，由于大月氏的西迁与贵霜王朝的崛起，由于罗马帝国与汉帝国的并立，由于陆上、海上交通技术的发展，渐渐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

10世纪中叶建立的宋朝和唐朝比起来，变化太大了。首先，19世纪中叶，随着大清帝国在西洋的坚船利炮压迫下，被迫打开国门，有关中国之外的世界知识逐渐受到关注，从林则徐根据英国人慕瑞《世界地理大全》改编的《四洲志》（1839）以后，徐继畲的《瀛寰志略》（1849）、魏源的《海国图志》（1852）等涉及世界地理和历史的著作陆续问世。

进入 葛兆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史学 世界认识 。前面我们说到，司马迁以来的中国历史学传统，是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因此，各种史书尤其是正史中的四夷传蛮夷传或者外国传都是附在史书之末，篇幅也不是很多。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三点：第一，传统帝国时代的历史学家无法超越本国的立场，他们习惯于从本国立场向外眺望，主要依赖官方实际往来的资料，加上当时有限的视野、知识甚至传闻。这些变化前辈学者已经指出。

而在1894年甲午战败，1898年变法失败，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后，晚清政府不得不从政治、制度和教育上改革。而后者是蛮夷，是在中国之内的野蛮族群，虽然介于我与他之间，但毕竟是可以以夏变夷的内部。第二，是宋代（960-1279）国际环境的变化，带来内外之分的意识。晚清变局把世界带入中国，把中国带进世界 尽管明代中后期西洋传教士带来新的世界知识，也带来新的世界地图，使得中国传统世界观念几乎出现天崩地裂，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一天崩地裂的观念变化，却由于种种原因意外中止，并没有出现在那个时代的历史著作中。

在北边的契丹（以及后来崛起的女真和蒙古），东边的高丽（以及日本），西边的党项（夏），西南的吐蕃、大理，南边的安南等强邻环绕之下，缩小了的宋帝国就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宋朝逐渐成为诸国中的一国，中古时代那种无远弗届的天下帝国，已经只是遥远的历史记忆。这一区分外国与蛮夷的思想，逐渐在士大夫那里形成共识，一直到元代撰修《宋史》，历史学家们在传统正史中第一次分别了《外国》与《蛮夷》。

在这种改革中，有关历史的观念，也终于进入官方主导的学校教育。1936年，贺昌群发表《汉代以后中国人对于世界地理知识的演进》，指出《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表明，中国对于玉门、阳关以西的世界，从西汉的包括今撒马耳干（Samarkand）及俄属土耳其斯坦，更进而西伯利亚、波斯、小亚细亚（Asia Minor），以至印度，到东汉更进而西面到达了条支，了解了大秦（罗马），而北面则直到丁零与坚昆（Kirghiz），到了贝加尔湖（Baikal），东面则肯定与日本有了来往，日本九州岛发现的汉倭奴王金印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可是，在这个时代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史记》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 在现在传世的历史文献中，《史记》可能是第一部有意识地记载中国与周边的著作。